白蒲高中蒋国和

重温教育公益性 反思教育产业化
------浅探教育产业化及其对基础教育的影响

论文摘要：教育应否产业化、市场化事关重大，它关系到在市场经济中，教育服务中政府与市场作用边界的划定和政府职能定位，它关系着我国教育改革的基本走向和轨道，关系着教育发展的进程和成败，关系着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与和谐社会的构建。教育产业化是市场化在教育领域的泛化，违背了教育的公益性本质，淡化了政府的职能，扭曲了教育的价值观，危及教育公平和社会公平，给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带来了一系列不良影响，影响到整个教育的发展。

关键词：产业化  基础教育  公益性  背景与危害  对策探讨

2004年教育部曾明确表示：各级政府制定教育和经济政策应避免采用教育产业化的概念，不能以“教育产业化”思想来指导教育发展。从此以后，关于教育产业化的讨论便暂告一段落。然而，事情并不如我们所想象的那样简单，不少的地方政府仍然将“教育产业化”作为制定政策的依据之一，对教育的投入不仅没有加大，反而还有减少。2006年政府对教育的投入就全国而言仅占GDP的2.82%。更为严重的是这种错误的思潮由于其有滋生的土壤，加之不少同志还存在模糊认识，并没有真正弄清其内涵、危害，因此还有较强的影响力。笔者试图从基础教育这个视角来分析教育产业化的来龙去脉以及对基础教育所产生的影响，力图让更多的人了解其危害，肃清其流毒，以利于基础教育重返圣洁的舞台，回归教育的本质，为促进教育公平，构建和谐社会尽责。

一、“教育产业化”内涵探析
对“教育产业化”的讨论或学术争论，应该说是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的，源于什么，具体说来也很难准确表述。改革开放以后，从要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商品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到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人们开始探讨教育是不是商品、学校是不是产业等，坦率说，最初仅仅是学术探讨而已，且也没有明确的官方观点。因此，对学校的教育，特别是对基础教育未产生什么影响。
但是，到1992年6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关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教育被明确列为第三产业，而且是“对国民经济发展具有全局性、先导性影响的基础产业”。《决定》提出要以产业化为方向，建立充满活力的自我发展机制，对包括教育产业在内的第三产业，坚持谁投资、谁所有、谁受益的原则。包括教育事业等现有的大部分福利型、公益型和事业型第三产业单位要逐步向经营型转变，实行企业化管理。应该说，这是为教育产业化提供了最为重要的论据。
由于这个纲领性的文件，加之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要办教育难度很大，特别是经费。因此，这一决定一颁布，便在教育内部和外部都引起了激烈的讨论。教育内部，尤其是学校，充分利用教育资源短缺这一现实，提出教育成本逐步分摊的想法；在教育外部，特别是社会各界包括政府部门，认为教育既然可以产业化，就应该可以自己来进行市场化运作，进行教育服务产业经营，并以此作为制定政策的依据。
那教育到底隶属于什么呢？
1．关于教育的产业划分归属
教育作为一种服务，隶属于第三产业。产业，原指各种物质生产部门，一般不包括商业，有时专指工业。但“产业”也是一个不断发展的的概念，内涵不断丰富，外延也不断变化。特别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机械化、自动化和大生产的发展，服务行业得到了长足发展，知识、科技、管理、信息等生产要素逐渐介入各行各业，这时产业的概念也发生了较大变化，形成了所谓广义的概念，而以前的则称之为狭义的概念。广义的产业就是指国民经济按照一定的社会分工原则为满足社会各种需要划分的，从事产品和劳务生产以及经营的各个部门。简单说，它是指生产性企业、行业、部门的某种集合，其本质特征是生产性。在庞大的国民经济体系中，存在着许多部门和行业，按照人类生产活动的历史顺序和各种行业的性质，我国将这些部门划分为三大产业或三次产业。第一产业是农业，第二产业是工业和建筑业，第三产业是除第一、第二产业以外的其他各业。第三产业主要包括流通部门和服务部门，而服务部门则主要包括为生产和生活服务的部门，为提高科学文化水平和居民素质服务的部门，为社会公共需要服务的部门。教育属于为提高科学文化水平和居民素质服务的部门，当然隶属于第三产业。不仅国内如此，国际上也是如此划分的。
教育是不是具有产业的属性，关键在于其是否具有生产性。从一定意义上看，它是一种积极的、有较高回报率的“生产性投资”。从理论上看，作为人力资源开发的教育是一个有投入、有产出的增值的生产性活动，它通过教育工作者向社会、家庭、个人提供用以培养、提高和改善人的素质的一系列服务而使一般的简单的劳动力转化为特殊的复杂的劳动力，促进社会生产率的提高，推动国民经济发展，同时也为个人带来较高的回报。因此，从这个意义上看，教育具有广义产业的特征，隶属于广义的产业。实践上，确实也存在着这种情况。
事实上，1992年6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也明确指出教育是“对国民经济发展具有全局性、先导性影响的基础产业”。
所以从产业分类上把教育界定为第三产业是正确的。[newpage]
2．对“教育产业化”含义的理解
“化”字在《现代汉语词典》中解释为“加在名词或形容词之后构成动词，表示转变成某种性质或状态”。由此，“教育产业化”可以理解为原本不是产业，但通过某种途径与方法，转变成具有产业性质的活动，即成为一种产业。如果说教育本来就是一种产业，又如何谈到产业化呢？显然，这里的“产业化”是指教育原来不是物质生产部门，现在应该把它完全转变为或“化”为物质生产部门。
教育如果从狭隘的意义来理解应该是学校教育，即学校中育人的活动，而不包括学校后勤、校办工厂、高校办的高新技术公司等，也就是努力提高人的科技、文化、道德素养的这部分活动。这一部分按照产业化的要求也要转变成产业。具体说，“教育产业化”就是要求教育采用物质生产领域的运行机制，将学校按照企业来经营，将教育产品看成商品，把教育事业当成是一种自负盈亏的有偿服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以市场为导向，按市场经济规律实现教育产品与其他产品的等价交换，从而实现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教育劳动的价值，并取得维持学校运转和发展的资金。产业化并不局限在某个层次或某种类型的教育，而是整个学校教育。
因此，“教育产业化”的实质是教育产品商品化、教育活动市场化、教育机构企业化、学生接受教育投资化。

二、基础教育的特殊性决定其不能产业化
教育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教育是指能增进人的知识、技能、身体健康和形成人的思想品德的社会过程，这个中间包括社会对人发生影响的整个过程和个别过程，有意识的学校教育过程、自发的社会生活过程和生产劳动过程，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狭义的教育则强调的是对受教育者的身心所施加的有目的、有计划和有组织的影响，这样一种社会过程，具体而严格的就是指三级教育：义务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广义的教育包括狭义的教育，狭义的教育则具有强烈的目的性、计划性和组织性。
基础教育，也称国民基础教育，指的是对国民实施基本的普通文化科学知识，培养公民基本素质的教育，它明显属于狭义的教育。它承担着为每一位国民继续深造或就业打好基础的作用，它是向每一个人提供并为一切人所共有的最低限度的知识、观点、社会准则和经验的教育。它的目的是使每一个人能够发挥自己的潜力、创造性和批判精神，以实现自己的抱负和幸福，并成为一个有益的公民和生产者，对所属的社会发展贡献力量。因此，基础教育的本质在于“基础性”和“全民性”。基础教育要奠定好儿童、青少年健康身体的基础、公民品德素养的基础、专门人才的基础，从事生产劳动的基础，它是为人的一生奠定基础的教育，具有教育对象的全民性、教育程度的基础性、教育内容的全面性。同时基础教育必须面向每一个人而不是部分人，它是满足每一个人基本的学习需要的教育而本身并不是培养专门人才的教育，它要使学生获得基本的学习手段，掌握基本的学习内容。以给每一个人以继续学习和参与社会生活所必需的基本能力，应该体现出“基础”的品性和“全民化”、“大众化”的价值取向。从阶段上看，基础教育包括小学教育在内的初等教育和普通中等教育，也就是义务教育加上高级中学教育。
如果说，包括交通运输业、邮电通信业等在内的第三业实行产业化，有利于遵循市场经济运行规律，为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提供更优质的服务，但教育则同科学研究、政府公共服务等一样，其性质不同于其它物质生产部门，也不同第三产业中的流动部门，它有它自己特殊的性质和属性。教育从本质上讲是一种培养人的社会实践活动，它属于人类自身的再生产，具有独特的规律和特点，因此它不能产业化。
第一，教育产品的特殊性决定了它不能产业化。物质生产部门的最终结果是具有商品性的物质产品，其价值可以用劳动时间准确计算，可以明码标价，可以在市场上买卖。教育的产品是通过教育活动在知识、能力、价值观等方面都受到影响或者提高的学生，它不是因受教育而增长了的劳动力，而受教育者各方面的提高包括劳动能力的提高、经验的积累、思想觉悟的道德水准的提升并不是单方面的，是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双方共同努力的结果与受教育者自身对教育者所传授的知识、技能的内化。因此，这种劳动产品其实是看不见的非物质形态能表现出来的，也难以衡量。说到底，它是一种非实物形态的教育服务，其效益或增加值难以精确计量，更不可能明码标价。所以不能与其他部门进行等价交换。
第二，教育服从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它属于一种准公共产品或混合产品。所谓公共产品就是指私人产品市场部门不愿意生产或无法生产而由政府提供的产品，是不具有或者很难形成排他性、竞争性的产品。简单说，其产品是由政府组织生产和供给的产品。由于公共产品并不是每一个都完全具有非排他性、非竞争性和强制性等三个特性。因此它又被分为两个类别，即纯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纯公共产品是具有完备公共产品特征的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则是具有一定“拥挤性”的公共产品。所谓具有“拥挤性”，是指这类公共产品不能完全得到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或者说具有一定的条件限制。在未达到饱和点之前，此类公共产品具有非排他性、非竞争性。但如果达到饱和程度，继续增加消费者，就会减少其他消费者的效用，并发生竞争现象。有鉴于此，供给者往往采取收取一定费用的方式来选择过度消费，降低拥挤程度。
教育服务不是纯粹的公共品。尽管义务教育、特殊教育（如聋哑、盲人等教育）等属于纯公共品性质的教育服务完全依赖于政府的教育投资，但非义务教育即高中教育实则因国家不能全部包下来，因此适当收取一定的费用来控制拥挤程度，所以只能属于准公共产品。它不仅符合准公共产品的性质要求，也是国际上通行的做法。当然教育服务更不是纯粹的私人行为，就是私立学校所提供的教育服务，由于其能够给社会带来长远的外部正效益，往往会受到政府的免税或一定的资助。所以教育服务的这种准公共品的性质就决定了其不能完全在市场上交换。
第三，教育活动的特殊性也决定了教育不能产业化。首先，物质生产部门的生产对象大多是从供应商处购买的物质性原材料，而教育活动的对象是具有主观能动性和个性差异的活生生的人，学校不能象物质生产部门购买原材料那样从家长或下一级学校中“购买”新生，学生选择学校取决于学校的教学质量、学习费用、教育环境等多种因素。其次，物质生产部门的生产过程是劳动者对物质原材料进行生产、加工与创造的单向过程，而教育活动则是一种师生之间双向交流的共同活动过程，教育者在将前人积累下来的、经过加工整理的知识、技能传授给受教育者时，必须遵循受教育者的身心发展规律，教育者的努力必须得到受教育者的认可和协作，否则对受教育者的教育只能是一句空话。再次，物质生产部门通过市场销售产品，并从消费者手中获得补偿，而学校则不能销售教育服务，说得通俗一点，不能卖学生。因为教育服务的供方是学校以及学校产权的所有者——国家、集体（企业和其他社会团体）和个人，直接需方是学生本人，间接需方是国家、社会或用人单位。教育服务供需双方之间的关系归根结底是学校内部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之间的关系，而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根本不存在直接市场交换关系，所以也不能用商品交换的形式来取得教育服务。否则，就从根本上违背了教育培养人的本质。
第四，教育的目的决定了教育也不能产业化。教育的目的是育人，育人的过程，就是人的社会化的过程。促进人的社会化，这是教育的专门特点。因此，追求社会效益的最大化是教育的最大特点。物质生产部门的生产活动以经济效益最大化为基本原则，追求利润最大化是其基本目标。教育就像军队、医院一样，属于需要特殊价值判断准则的领域，其特殊价值判断准则高于经济准则，因此教育不能完全依靠市场调节。学校在培养人时要考虑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因素，要兼顾社会公平，不能盲目追求经营利润，否则将会走上畸形发展的道路。因此，学校都是非营利性单位，属于事业单位，而不是企业。[newpage]
第五，教育功能的特殊性决定教育不能产业化。物质生产部门主要为社会创造物质财富，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而教育具有多方面的功能，除了为经济服务的功能外，还具有社会功能、文化功能、道德功能等。教育不仅能够加速人力资本的形成，培养大批适应现代生产的专门人才，从而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还能够传承民族文化，发展科学技术，繁荣学术，全面提高人的素质，为社会发展培养合格的公民，提高社会民主化和法制化程度，增强社会凝聚力，促进社会的可持续性发展。由此可见，教育具有超越于市场和经济发展需要的需求。不能用是否具有经济价值或与市场需求的关系来决定是否要发展哪些学科，而应该看到其对社会价值观的探讨、对社会文化传统的保留、对社会发展长远利益的重要意义。否则将给国家、社会的未来发展带来巨大的隐患。
第六，从交换方式来看也不能实行教育产业化。物质生产部门通过市场与其他经济部门发生联系和交换行为。教育产业与其他产业和部门之间的联系主要不是通过市场交换方式实现的，而主要是通过国民经济收入再分配进行的。教育具有很高的外部效益。教育所带来的巨大的社会效益远远高于私人效益，若完全通过市场机制调节教育，就会出现只追求私人利益而忽视社会利益的不良现象，给社会造成巨大的损失。因此，教育作为推动国民经济运行的具有全局性、先导性的基础产业，其投入主要不是通过市场销售它的产品而获得的，其收入补偿是全社会的，其中主要或绝大多数是政府。就是西方国家，也把教育部门看作是“市场失灵”的部门。
第七，教育收益的特殊性决定教育不能产业化。物质生产部门的投资在物质产品销售后就可直接得到补偿并获得收益，而教育投资的收益必须通过接受教育服务而提高了素质的毕业生就业后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才能实现，具有间接性、潜在性；物质生产领域中，除基础产业如能源、交通等部门外，其他部门的收益大都是即时的，而教育投资的收益是滞后的。这是因为，一方面，教育培养人的周期较长，另一方面，学生把所学的知识运用于生产并使知识在生产中发挥作用也还需要或长或短的时间；物质生产部门的收益一般可以比较精确地计算出来，而教育投资的收益则具有很大的模糊性，它因种种原因难以真实、确切地以货币表示。
教育如果实行产业化运行，就必须参与国民经济各部门对有限资源的竞争，而教育收益的这些特殊性使得其在竞争中难以占到优势，从而会影响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
由以上可知：教育尽管是一种产业，或属于第三产业，但它与其它物质生产部门有着质的差异，与同属于第三产业的流通部门也有较大差异。因此，不能将其它行业或产业的规律用于人的培养，教育产业的发展必须遵循自身的规律，那种急功近利的“教育产业化”理论必然会给教育带来极大的破坏。[newpage]

三、“教育产业化”思潮产生的原因
正如北京理工大学杨东平教授指出的那样，一种理论的现实命运，并不是由讨论或表态决定的，而取决于现实的社会需求、价值导向和利益搏弈。同样， “教育产业化”思潮也一定是有其滋生的社会根源或历史背景的。
（1）穷国办大教育，教育投入严重不足是产生这种思潮或滋生这种观点的土壤。
我国的现实国情是人口众多，发展不平衡，基础比较薄弱，特别是基础教育的现状，距离广大人民群众不断提高的要求相差较远。因此，如何解决这个经费问题，不仅是中小学校长比较头疼的事，也是各级政府深感头疼的事情。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原国家教育委员会副主任柳斌就曾慨叹说：“办教育难，办基础教育更难，一个人口大国普及教育更是难上加难”。难在何处？难在没有钱，难在财政上确实有困难。就以义务教育的发展为例，本来义务教育，顾名思义，核心在“义务”二字，即由政府免费提供。但义务教育从它提出一开始，就没有能做到免费，原因就是没有钱。因此最初对“义务教育”的理解是“义务教育是强制性的教育”，你必须接受这个教育，不接受就是违反法律的；后来提出了要免学费，免学费但杂费没有免，那农村的经费从何而来？只能靠人民来办教育。因此，当时的时髦口号就是：“人民教育人民办，办好教育为人民”。为此，一靠农村教育附加，按农民前一年的纯收入征收，比例是1%—1.5%。这些钱拿来改善办学条件和聘请民办教育；二是靠农村教育集资，这是建校舍的钱，因为农村的学校国家没有专项拨款，不纳入基建计划。因此，我国的义务教育从一开始就开始了艰难的发展。也正是因为过低的教育经费长期困扰着中国的义务教育，所以1993年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就提出，到20世纪末，国家财政对教育的投入不低于GDP的4%，时隔十多年，至今尚没有解决。2006年对教育的投入仍只占2.82%。究其原因，穷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还是认识和体制上的问题。我们的财政体制一直不是公共财政体制，政府是投资主体而不是公共财政主体。地方政府总是要把钱用在能生钱的地方。因此，总是“腾”不出资金给教育，教育不可能立即给他们带来经济效益。当时总是这样说“一公交，二财贸，马马虎虎抓文教”，教育的投入严重不足，直到2000年才开始了建设公共财政的话题。
从实际的情况来看，据南京大学社会学系张玉林教授估算，上世纪90年代这10年间，全国对农民征收的“教育附加费”和各种“教育集资”，最保守的估计也在1500亿元。柳斌主任也证实了这一点，义务教育在农村筹措的资金估算下来有几千亿。
穷则思变。国家没有足够的投入，于是不少人受到商品经济的影响，就想方设法去“挣钱”，想办法去变卖教育的产品，于是就使“产业化”有了一定的土壤。
（2）优质教育资源的产业化运作使得教育的有利可图对这种想法或认识也产生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优质教育资源的短缺，使得教育的市场广阔，潜力无限，使得教育的内部人士也产生了片面的认识，以为你们可以卖产品，我们就可以用国家的教育资源特别是优秀教育资源来赚钱。这对教育产业化的漫延或泛滥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改革开放以后，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了，富裕起来的人们一方面深感科学文化知识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为了可持续发展，迫切需要子女接受到好的教育。而现实的国情是长期以来，我国的教育投入较少，绝大多数学校，甚至包括高校也基本上都是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运行，只是到了改革开放以后，为了早出人才，快出人才，出尖端人才，国家提出先集中力量办好一批重点中学，因此，各地都有一批重点中学。由于国家的扶持，特别是地方政府的投入，使得一批重点中学脱颖而出，硬件设置到位，师资力量强，管理上档次，质量上层次，特别是升学率也比较高，但为数不多，在所有的学校中所占的比重不大。就一个县来说，也就是只有一所，江苏省而言，也只有近100所，包括各个大市。因此，为了上好学校，就不惜一切代价，而这个时候，重点学校以为有利可图，同时也从学校建设等方面考虑，收取一定的择校费。当然，这也是地方政府默许的或给予的政策。由于这一资源的有限性，加上社会迫切愿望和更多的期待，使得这种看上去十分合乎情理的等价交换就产生了，即高质量的教育服务与较高的或昂贵的择校费形成了交换。在上一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出现，到本世纪的前五年，高额的择校费使得普通百姓的子女接受优质教育变成了泡影。
重点中学的这一做法，无疑使得学校的硬件设施、教师福利等多方面逐渐拉大了距离。于是普通学校也竟相效仿，“争示范”、“创示范”、“争重点”、“创重点”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既为提高质量，也为提高收费标准，争取与重点中学争得一份“羹”。不能使整个学校变成重点的，就变一部分，名曰改制，“校中校”改成“民办”的；不能办校的，就办班，名曰“实验班”、“特长班”等等。可能是出于教育教学的需要，但更多的也是与可以多收点钱有关系。这些做法似乎在遵循着市场经济的规律，在按市场经济的要求运行，所以这些做法对“教育产业化”思潮客观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并对社会形成了错误的导向，使得更多的人认为学校也可以赚钱，而且可以赚大钱。
（3）对教育产业的认识偏差导致行动的错误
其实，教育的产业最初是源于与教育相联系的、部分具有生产性的产业，狭义的理解，应该是指在学校举办企业、科技类和服务类的校办企业。中小学的校企在1980年代红过一阵后，大多衰落不振。在1990年代全民经商的气氛中，学校掀起大办校企的热潮，一时公司林立，教师下海，蔚为大观。至2000年底，全国近400所高校共有科技企业所2100家。至2001年底，全国学校还有控股或参股的上市公司33家，其中在上海、深圳两地上市的公司29家，总市值约占深、沪两市总额的3%左右。如北大方正、清华同方等企业。[newpage]
随着高校的扩招，如何解决扩招后的学校后勤服务，此时在一些省里，不少大学出现了后勤服务社会化改革试点，大多数都取得了成功。一方面满足了广大学生的要求，另一方面更为许多人特别是基础教育的同行们提供了新的思路，高校可以如此，中学是否也如此呢？随着讨论的不断深入，特别是我国即将加入世贸组织（WTO）与国际接轨的呼声要求不断强烈，许多地方在中学也施行了后勤服务社会化改革试点，笔者所在的县里就召开动员大会，进行试点改革。比如将学校食堂承包给社会人员，学校得承包金，一时间，学校也为此而感到窃喜。这些对“教育产业化”的漫延起到了实际上的推动和实证作用。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过程中，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不少人存在着对“教育产业化”的错误认识，以为越是市场越是改革，把市场无限泛化和扩大，自觉不自觉地要求与市场经济接轨，不懂得教育在市场领域之外还有一块公共领域；在看到教育具有市场的一面，教育服务具有商品性的一面，忽视了或没有看到其社会公共性的一面；更没有看到在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情况下，政府职能的转变，那种经济建设型政府要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财政要由投资型财政转向公共财政。因此这种认识上的偏差也使得后勤社会化的方向偏离到了中学，到了基础教育，使原本与教育相联系的一些具有生产性的企业可以按市场经济的规律进行运作，偏离为整个教育都可以利用国有资源来赚取市场利润，原来重点是指高校中的后勤服务、科技创新实业公司等企业的，泛化为整个学校教育甚至是基础教育。
当然，一部分民办学校的不规范运作及其营利较多的事实也导致了人们对教育的认识发生了偏差。

四、“教育产业化”对基础教育的危害是巨大的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说：“‘教育产业化’对我国的教育发展乃至整个经济社会发展产生的危害不可低估”。尽管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从未提出教育产业化，并于本世纪初（2004年）明确反对教育产业化，但是，这种思潮因为有客观上的温床——教育投入不足、缺钱，主观上认识又有偏差——将产业化、市场化泛化到教育领域，使得一些地方愈演愈烈，并事实上或强或弱或多或少地成为一些地方政府制定政策的依据和理论指导，其危害是巨大的。
1．淡化了政府的责任，减少了政府对教育的投入，严重制约了教育的健康发展。
1993年我国政府颁布实施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了到上世纪末国家财政性教育支出与国内生产总值的4%这一工作目标，这个4%并不是一个高的标准，只不过是世界上发展中国家当时的平均水平。1986年我国的这一比重就已达到3.43%。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一方面提出了令人振奋的“科教兴国”的发展战略，一方面对教育的财政投入比重却多年来一直徘徊在世界最低水平线上。就在提出4%的目标之后，这一比重不升反降，1995年降到了最低点的2.42%，此后虽然缓慢回升，1999年达到2.79%，2002年达到3.32%，2003年却微降为3.28%；对2004年全国国内生产总值调整后，该年的这一比重又回到了1999年的水平2.79%。这样的比重大体只相当于世界上最不发达国家的水平，发生在我国这样一个在改革开放中取得了巨大经济成就的社会主义大国，实在令人困惑！虽然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的决定》重申了上述4%的规定，但此后几年财政性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依然没有实质性改变。这一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根本原因就在于教育产业化的恶劣影响。事实上，教育产业化的理论大旗成了不少地方政府摆脱所谓教育财政包袱的最佳理论武器，东南沿海等经济发达省份一县市多年来一直用文件形式要求学校为其创收，名曰收支两条线，收入统统上交，但实际，每年在教育上通过高收费要“创收”一个多亿，然后在此基础扣除了一部分以后，再下拨给学校，学校成了县市财政赚钱的又一个重要工具，不冒烟的工厂。在这里，发展教育已成为政府创收、摆脱财政困难的手段。就全国而言，据初步匡算，如果按上述《纲要》规定时间实现4%的目标，那么，迄今政府对教育的投入大约少了数千亿元左右。假如教育部门这几年多了数千亿元投入，那该是全国人民多大的实惠，基础教育尽管可以得到较少的一部分，但也能很好地发展一下了。
2．教育形象受损，公信力降低，教育发展的环境受到“污染”。
由于教育产业化思潮的影响，使得中小学学校的经费困难，地方政府仅仅给予“政策上的扶持”，学校代人受过，高价收费，用增加金钱的数量来提高入学的门槛，让老百姓过多分摊教育成本，引起一系列的不正常的现象发生。从教育内部来讲，教育的功能趋向单一化，目标之一就是为了挣钱，价值观扭曲，“创收”、“经营”、“盈利”、“择校费”、“计划外招生”等成了高频词，教育的文化、道德功能逐渐被淡化；从教育的外部来讲，社会对教育的不理解，误解甚至仇视，与日俱增；上学致贫成为与“因病致贫”两个最主要的致贫原因之一。上学难，上学贵，上好学校既难又贵。尤其是学生家长对教育极不理解；源于教育的高收费，使得教师的稳定收入也成为人们嫉妒的一个方面，社会误以为教师的稳定收入是因为多收的学生的学费，因此，对学校的意见极大，媒体作为社会舆论的重要监督工具也不断曝光学校的多收费和乱收费，可以这么说，媒体与教育特别是学校的关系“亚健康”，有时往往一点小问题被放大成大问题。许多学校在此过程中都已领教了舆论及环境恶劣的厉害。
且不说治理教育乱收费成为近几年来国务院纠风办查处的三大重点之一，就说有报纸把教育列为十大暴利行业，也足以让人瞠目了，这些都严重影响了教育的形象和公信力。有专家认为，这是根本性的伤害。其严重后果就是学校成了弱势群体，成了“过街老鼠”。教育失去了往日的威严和尊严。可以说，很多事情，特别校园安全事故、意外伤害事故等等，最后受伤的总是学校。除招生那几天之外，其余几乎天天有人来查问题，找麻烦，教育的外部环境很不理想。《中国教育报》2007年3月18日刊发了一篇题为“教育环境的‘污染’也该整治了”，文章指出：学校帐本常年在外，成了有家难回的“审查对象”。河南某县一位优质学校的校长说，去年秋季，县物价局、税务等7个部门联合审查县城几所学校的帐目，检查组住在县城宾馆，吃喝玩乐数天，几个学校平摊了数万元开销后，审查才顺利通过。几位校长也算是有“经验”，没敢说二话，不约而同地认为这个结果还“算好”，约等于“破财免灾”！……让人后怕的是，有太多双眼睛“盯”住教育，一些地方对教育患有一种“红眼病”，可能有人认为是耸人听闻。但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是：在许多地方的许多部门，有些人整天把心思用在琢磨教育，甚至指望依靠“整”教育来大捞一把。一位地市级教育局长激动地说“这两年，社会上指责教育、卫生和前几年指责公安、城管一样，又成了一阵风”。
社会过度“关注教育”，谁惹的祸？教育产业化、学校高收费、学校乱收费难辞其咎。[newpage]
3．学校片面追求升学率，严重影响了学生、教师的身心健康，对民族的未来发展产生了严重的不良影响。
由于国家投入的不到位，地方政府又没有钱，于是学校特别高级中学纷纷想方设法扩大规模，招收高价生，招收择校生，目的就是多收钱。如何多收钱？那毫无疑问，必须有较高的升学率。否则不要说发展，就连生存也难以实现。尽管教育的功能是多方面的，教育的内容也是多方面的，但是现实的国情就是人多、岗位少。加上现有的用人机制和社会评价标准的原因，高学历在就业方面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于是社会对学校的质量衡量标准就是一个指标——高考升学率。升学率高的，学生就多，生源足，财源就广，否则，校长和老师都没有饭吃。于是乎，每一所学校都拚命抓升学率，在学生的学习时间上下功夫，无限制地延长学生的学习时间，这使学校的学生和老师、校长都苦不堪言。2005年7月份的山东省淄博市3名中学教师及教学研究工作者联名上书国务院，发出了“学生真苦，教师真累，民族未来真的很危险”的疾呼。信中列举了畸形的教育已经给学生带来的种种恶果：
一是学生的身体素质普遍下降，厌学情绪严重。
通常在初中非毕业阶段，体育课基本能够按时上，到高中阶段，大量的作业使学生几乎没有体育锻炼的时间，高中学生的近视率高达80％左右。上完高中，学生的体重大多要减少一二十斤。层层压力之下，许多学生的身体机能紊乱，体质虚弱，不少学生患上了神经衰弱、神经性头痛，对书本有条件反射性厌烦，有些学生为此逃学或离家出走。
   二是学生的人文素养相当欠缺。
学校思想品德、行为方式、艺术审美、劳动技能等项教育内容几乎落空，学生的社会价值观念没有充分建构起来，人文素养相当欠缺。虽然国家课程标准设立了社会实践课程，但全国各地的学校几乎没有开过，初高中毕业生有关社会实践活动的内容登记全是编造的。当学生走进大学或走向社会后，人文素养欠缺的问题便显现出来。这些问题成为学生未来发展的潜在障碍。
   三是学生的思维狭隘单一，动手能力差。
学校片面突出智力教育，并没有充分开发学生的智力素质，研究性学习与操作技能学习都未开展起来，没有很好地培养学生的探究兴趣与创新精神。久而久之，学生的兴趣渐渐丧失，思维模式被慢慢固定，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以及创新精神，导致了学生高分低能。
如果说山东淄博市这三位教育工作者的上书有些抽象和概括的话，那么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2005年对我国城市少年儿童生活习惯进行的调查则用具体数字来说明了这一问题。调查表明，小学生平均每天睡眠9.03小时，其中不足10小时的占66.6%，7%的小学生还不足8小时。中学生平均每天睡眠也只能达到7.8小时，不足9小时的占77.1%。调查显示，有52%的城市小学生在校学习时间超过了国家规定的“扣除课间休息时间，不得超过7小时”；56%的城市初中生在校时间超过了国家的9小时标准，54%的城市高中生每天在校学习时间超过10小时，这些数字看了以后让人揪心。
不仅学生如此，由于社会对教育的“高投入”产生了“高期望值”，教师心理压力较大，外表年龄比实际年龄要大得多，教师很辛苦，长期疲劳，有的戏说“比鸡起得还早，比狗睡得还迟，比牛干得还累”，过劳死或英年早逝的中年教师时有耳闻。
有人说，学校与学校之间为什么要恶性竞争到这种地步呢？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为了争生源。据此，有人说教育“媚俗”，一味的迎合社会的低层次要求，甚至是违背教育规律的要求，肯定没有能发挥其引领社会、提升层次的作用。作为教育工作者自身来讲，自己也感到很委屈，但更多的是无奈。2004年《扬子晚报》的“南京高考之痛”引起了全江苏省，甚至是全国的关注。2005年山西省榆次县县中高考不理想引发县委书记电视上道歉，都说明了社会对教育的高度关注、高要求、高期望值，潜台词可能就是：交了这么多钱，你们怎么还只考了这么多大学生！怪谁？都是“教育产业化”惹的祸！
这种情况下去，学校为了生存和发展就害苦了学生，牺牲了教师的身心健康，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影响了下一代的个性发展，特别是创新能力的培养，危及到祖国的未来和民族的振兴。
4．影响社会公平，扩大了业已造成的贫富差距，不利于社会的稳定。
2007年3月5日，在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教育是国家发展的基石，教育公平是最重要的社会公平。从教育资源分配的源头保障公平，对实现广泛的社会公平具有基础性作用。“教育产业化”思潮的泛滥，一方面导致城乡教育资源分布的不平衡；另一方面就同一地区而言，贫富的差异也导致受教育机会的不均等。从城乡差距来看，由于城乡之间的差异，使得优秀教师资源不断流向东南沿海，不断流入城市或大城市，所谓“孔雀东南飞”、“优秀教师城里飞”。从同一地区来看，不同家庭经济条件的学生在受教育的机会上，特别是接受优质教育的机会就大不相同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一学生说，1996年我上高中时学费是290元，三年后是600元，翻了一番。现在要拿1290元，又翻了一番。超过了我们国家20年GDP的增长速度，二十年GDP的增长翻了两番，可这十年高中部的学费翻了四番。1996年学校招生是六个班，现在是招二十个班。其中50%-60%的学生是计划外招生，要交高学费，三千到五千元，甚至六千元不等，而计划内招生只占40%，这组数字意味着很多经济困难家庭的孩子被教育的“市场机制”断送了学业。这就是一种社会不公。教育产业化后，我们的媒体频频报道，学生拿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却因交不起学费而弃学，更有甚者学生家长为交学费卖血，等等。这种状况对他们来说是一种社会不公，对社会来说是个损失。北京大学教育学院的一位老师说，一次，在英国开会的时候，渣打银行的行长说，你们计划经济体制下还是有一套做法的，能够把不管是出身贫寒，还是出身富裕的孩子，只要有能力的都选拔出来，接受高等教育或比较好的教育。而现在呢？一边是在扩大机会，一边是以支付能力为基础。如果付费能力低下，即使是很聪明的孩子，也没有得到教育的机会。这对整个社会来说是一种损失。
更为严重的是教育花费已成为城乡居民致贫的首要原因，这将会进一步扩大业已造成的社会分化。《中国青年报》2006年2月7日电，零点调查与指标数据共同发布了《2005年中国居民生活质量指数研究报告》，该调查采用多阶段随机抽样方式，于2005年10月针对北京、上海、广州、武汉、成都、沈阳、西安、南通等8个大中城市，浙江绍兴诸暨、福建福州长乐、辽宁锦州北宁、河北石家庄辛集、湖南岳阳临湘、四川成都彭州、陕西咸阳兴平7个山城镇及其周边农村（另加湖北武汉黄陂）进行了调查，样本总量为4128人。调查显示：城市、山城镇、农村的贫困人群中均有40%-50%的人提到家里穷是因为“家里有孩子要读书”，特别是农村家庭，教育花费是他们的头号家庭开支。调查还发现，在2004年10月至2005年10月，在拥有就学阶段孩子的农村家庭中，子女教育花费家庭收入的比重达到了32.6%；城市和小城镇家庭中，子女教育花费占家庭收入的比重也分别达到了25.9%和23.3%，结论：教育花费成为城乡居民致贫的首要原因。另外，该调查还显示贫困居民缺技能、缺机会。面对日益增加的各项花费，贫困居民无力应对，他们想挣钱却又不知如何才能挣到钱。研究发现，“缺乏知识和技能”是城乡居民对挣不到钱的一个重要归因之一，这既和教育花费高导致的教育不公平相关联，也暴露出我们目前阶段职业教育的巨大供需差距。总体来说，贫困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教育”，因为教育花费高，所以上不起学；因为上不起学，所以没有知识，没有技能，所以挣不到钱。因此，“教育公平”是缩小贫富差距的首要前提。[newpage]
5．从教育内部来说，教育产业化也导致了许多非正常现象的出现，部分抵消了教育改革发展的成果。
（1）一些人高举“教育产业化”的旗帜堂而皇之地将教育变成商品来谋取高额利润。在教育资源紧缺的“教育市场”上投资不但几乎没有任何市场风险，而且这类投资的“民办”性质还可以对学生高收费，虽以盈利为目的却仍能享受教育用地和免缴各种税费的优惠，于是，投资教育领域大发教育财以积累壮大私人资本，就成了一些民营资本的最佳选择。
（2）一些地方官员在教育产业化的旗号下不仅将其权力范围内的高中、技校这种非义务教育阶段的国有教育资源出让给民营资本，甚至对承担义务教育的小学、初中也不放过，还提出什么“靓女先嫁”，把优质的高中、初中、小学以“改制”的名义卖掉。当然，还有其它手段，据不完全统计，大致有十种：股份制办学、合伙人办学、中外合资办学、集团式办学、校中校、一校两制、转制学校，还有二级民办学院等。
（3）在财政拨款不到位的情况下，教育产业化也成为一些学校乱收费、高收费的“理论根据”，甚至成为教育领域极少数人寻租活动的挡箭牌。什么“校中校”、“一校两制”、“国有民办”以及多半是人为制造出来的，“择校热”和巨额“择校费”等等，都不过是高收费、乱收费的花样翻新。
（4）教育产业化论者还片面夸大教育拉动消费、刺激经济增长的所谓经济功能。在这里，神圣的教育功能不见了，只剩下扩大招生对即期经济增长的所谓“贡献率”(有专家测算，在各行各业中教育拉动消费的作用其实要排在100位次之后)。以上列举的教育乱相不仅是对教育功能和性质的扭曲和异化，也坑害着广大老百姓和学校的教职员工，成为引发社会矛盾和社会不稳定的因素。应当警惕的是，一旦容许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成为决定学生接受教育质量和程度的条件，优质教育就可能成为富裕阶层的特权，这不但违背了教育公平原则，而且最终会影响到国家、社会的良性发展和民族的长远利益。
6．教育产业化使贫困生走向高质量教育的边缘，影响我国教育的普及和人口素质的提高，影响民族的未来和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
社会平衡发展的研究表明，以个人的能力与努力，而不是靠家庭财产，来获得更好的教育机会，同样是社会保持正常运转的重要制度保障，而且它还是社会低收入者向上流动的最重要途径。而所谓的“教育产业化”正在毁掉许多社会低收入者的理想，使许多贫困家庭学生无缘高等教育。现在许多学校热门专业大量减少在中、西部地区的招生，除了学费外，更荒谬的理由，据说是这些贫困学生来到大城市，会因贫富差距的存在，出现更多的心理问题。
高等教育是如此，那基础教育又如何呢？2000年，我国政府宣布如期实现了“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目标。然而正如当前我国宣布“实现小康”一样，这个“普九扫盲”目标的实现，并不能改变我国基础教育面临的严峻局面。由于这个所谓的“义务教育”仍然是要付钱的，而且收费标准也并不低，导致不少地区特别是农村边远地区中小学生流失率、辍学率偏高甚至上升。根据《2001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预测蓝皮书》，我国官方认可的初中生辍学率为3.23%左右，农村地区高达4.2%。有的地方辍学率甚至高达10%。实际上根据笔者的调查，在一些并不算老、少、边、穷的地区，初中生辍学率甚至比这个还要高。
教育落后导致我国人口素质长期低下，众多的人口不能转化为强大的生产力，只能当作廉价劳动力使用。目前，我国人均受教育年限为6年，只算小学毕业水平。在知识更新速度越来越快的今天，这些庞大的低素质劳动人口将成为阻碍我国下层人民改善生活条件的“瓶颈”。
中国又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而且发展极不平衡。按照我国的贫困标准，农村有3000多万贫困人口，1400多万城市贫困人口，另外，还有不少于5000万准贫困家庭人口。加之各地的上报数字与政府官员的政绩有联系，实际的贫困人口数量只会远远大于这个数据。因此，较高的收费上学，将使得这些学生面临辍学的危险，将使贫困地区的学生更加困难。这将会危及到社会的安定与构建和谐社会。

五、对策探索 ：加大教育投入，确保教育可持续健康发展。
1．正本清源，准确认识教育的本质属性和职能，统一认识，提高加大投入教育，加快发展教育的自觉性。
认识上的模糊，往往导致行动上的偏差或错误。应该说，按照国际通行的划分标准和我们的统计实际，教育隶属于第三产业，属于服务业，这是没有错的。但问题的关键在于教育服务它属于一种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而不是私人产品。它担负着提高一国国民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的任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基础。因此社会公益性是一个国家国民教育的最本质的属性。
为此，教育机构的非营利性应是现代国民教育公益性实现的基本途径。[newpage]
发展基础教育尤其是实施普及义务教育，之所以成为现代国家及其政府最主要和最重要的管理社会事务之一，也就在于它的社会公益性这一根本属性。一般说来，现代市场经济国家只是在某些特定的教育领域允许市场机制的介入，由市场支配沉浮的仅为少数非国民教育类的培训机构。而在国民教育范围内，特别是非义务教育阶段，政府亦从国家法律和政策上对市场机制作了诸多的准入和规则。义务教育是属于无偿提供给居民的公共物品，其所需资源的投入在总体上由政府公共财政承担。义务教育类学校尤其是公立中小学是社会公共部门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不是营利性的企业或财团等经济组织，在任何类型或发展水平的市场经济体制国家都属社会福利范围或公益性质，而非营利机构。这一点，并非因国家间的所有制差别而异，也非由计划体制与市场体制的不同而有别。
在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下，属于国民教育领域范围的教育机构，无论是公立学校还是民办学校，其价值判断都不是也不应是经济效益。尤其是作为向全体居民提供基本教育服务的中小学，无论在办学理念还是在学校管理实践上，大多必须以社会公平为目标，以充分体现社会公共利益为宗旨，以是否确保国家的教育目标的实现、教育政策的推行，以及社会主导价值观念的传播为评价标准。因此，在基础教育领域推行所谓的“市场化”改革，便不可避免地严重侵蚀教育的公益性。可以这样认为，那种试图以价格机制作为基础教育资源配置基本手段的“市场化”或“产业化”改革，既同现代国民教育的公益性相悖，也完全背离了现代市场经济社会的公平理念。
其次，政府在履行其社会管理职能中也应体现现代国民教育的公益性。
在现代市场经济的社会中，政府是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公共权力机构，是社会公共活动的管理主体。政府要为全社会提供包括义务教育在内的公共物品，并把发展教育事业作为增进社会公益与福利的主要措施之一。由于社会是一个充满矛盾的集合体，社会公共事务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利益矛盾，教育领域也同样如此。为了协调和平衡教育发展与教育活动中的各种利益矛盾，实现教育的稳定发展和教育活动的有序进行，需要政府运用法律以及制定各种公共政策，对涉及教育领域的社会各种利益关系进行调控。具体地说，就是政府及其行政部门或机构，运用其职能来规范、引导不同教育法律关系主体行为，以及有效调动和利用社会经济资源，确保社会公共利益在教育领域的合理分配，体现教育的公益性。
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一般是市场机制主要解决效率问题，而政府行为则要侧重于解决社会公平问题。由于公众对不公平的承受能力和道德对不公平的容忍是有限度的，在保持效率的同时促进公平，便成为现代政府履行其社会管理职能的重要职责。在居民接受教育的程度及其质量成为决定个人未来收入高低，甚至是决定个人前途命运的主要因素的现代社会，教育公平更是公众所关注的社会公平领域中的热点乃至焦点问题。同时，也因为教育是具有公共物品一些重要属性的领域，某些教育领域，特别是基础教育更是具有十分突出的公共物品特征。这种特征，从理论上说是它们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通俗地说即消费者无需另掏腰包便可得到的产品与服务。因而，在基础教育的供给排序上，首先和主要通行的是社会公平原则，而并非是效率优先的考虑。经济领域各部门遵循的市场等价交换原则，在基础教育这类公共部门中，则受到严格的限制。教育的公益性，在基础教育领域便突出地表现为政府应努力确保居民受教育权利和机会的公平或平等，在基础教育资源的配置方面，政府应努力使其权力管辖范围内的各种教育机构获得大致均衡的办学条件。
因此，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基础教育及其机构的改革，没有理由和依据可以逾越社会公益性这一“底线”。教育不能也不允许产业化。
所幸的是，教育部领导已经清醒地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2006年2月27日教育部召开第三次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王旭明就社会普遍关注的教育产业化等热点问题进一步进行了回答和澄清。王旭明指出教育部从来都是反对教育产业化的，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近日提出“有违教育公益性原则”等五大观点，明确反对教育产业化。①教育是公益性事业，教育产业化是与教育公益性原则相违背的。②非义务教育的成本分担机制，与教育产业化有着本质的区别。我们非义务教育阶段确实实行了收费制，但是这个收费制不是没有标准的漫天要价，是以成本核算为基础来实施的。而产业化就是赚钱，就是以盈利为目的。③发展民办教育不等于教育产业化。不能把发展民办教育和教育产业化等同起来。④经过认真调查，我们发现目前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把“教育产业化”作为国策。⑤公共领域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教育产业化。
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王旭明还表示，我们同意教育的某些部分可以发展成教育产业，比方说，高校后勤社会化，这完全可以变成产业；高校科技产业、成果转化都是可以变成产业的。但是在基础教育，特别是在义务教育阶段，是不能用产业的思想来引导的。所以不能笼统地说产业化。一个“化”字的危害就在于要在各级各类教育当中，全部实现产业，这当然是很荒唐的，也会毁掉中国的教育。
无论是学术上的正本清源还是教育部的新闻发言都给人以振聋发聩的警醒作用，这对于全社会，尤其是对各级政府官员转变观点，增加对教育的投入和支持，加快发展教育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2．明确政府职责，加大教育投入，确保教育健康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基础，为实现社会公平、构建和谐社会而尽责。
政府最主要的教育责任，是依法履行实施义务教育的义务，最重要的教育功能，是建立和维护市场环境中的教育秩序，以及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和其他措施保证教育公平。多年来教育经费不足的现实是迫使学校自谋生路，教育走“产业化”道路的根本原因。解决教育经费危机的根本之举是政府承担自己的教育义务。邓小平说过，“我们要千方百计在别的方面忍耐一些，甚至于牺牲一点速度，把教育问题解决好” 。切实保障教育经费投入，甚至不惜降低一些经济增长速度，把义务教育、农村教育搞好，这也是当前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现代国家教育改革的基本价值取向、政府的主要功能是促进和保障教育公平，这几乎是没有例外的。教育不能“劫贫济富”，没有一个政府是以扶持强者、制造和拉大差距作为教育政策的。
政府要加大投入，现行的要求和标准就是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所指出的，国家财政对教育的投入不低于GDP的4%，2006年据有关统计，国家财政对教育的投入仅占GDP的2.82%，还差1.18%。2007年“两会”期间，代表们非常关注这件事件，多数认为这个比例与我们要建设创新型国家、构建和谐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些宏伟目标极不相称；要从根本上解决教育产业化问题，持续较大幅度地增加对教育的财政性投入势在必行。
教育是直接惠及亿万人民的最大公益事业之一，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因此，首先是要保障城乡义务教育的真正实现，同时也要提高目前过低的非义务教育阶段的财政性投入，以保证学校的正常运行和教育质量的稳步提高。
为确保国家投入到位，应当实行投资型财政向公共型财政的转化，同时还应建立督查机制，将财政性教育投入的全过程纳入有效的监督之中，并走上制度化、法制化的轨道。不少代表建议，财政性教育投入的预算要纳入人民代表大会的审议议程，并应采取成立教育拨款评估委员会以保证落实到位。要督查相关政府是否执行到位，要防止个别地方的政府“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更应防止“没有钱，我有什么办法”的无所作为态度。要扭转那种老是把眼睛盯在老百姓的“口袋”，甚至臆想老百姓银行储蓄存款有多少可以用来支付学生高额学费之类根据的错误倾向。
当然，政府除了加大对教育投入以外，还应实行强有力的宏观调控，以保证教育的均衡发展，促进教育的协调发展。在我国，教育发展不均衡问题，已经比较严重，在东、中、西部，城乡之间差距较大。根据经济学的马太效应原理，教育的不均衡情况，如果没有积极的外在措施，将可能更加严重。贫困地区，教育落后导致人才匮乏以及教育观念落后，这将进一步影响教育的发展；而发达地区，人才聚集、信息畅通，已经处于优势地位的教育，拥有进一步发展的人才优势、资金优势。从目前我国教育投入、管理体制来看，还无法根本改变教育财政支出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模式，而由于我国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这些差异会加剧地区间的教育不均衡发展。为此市场经济条件下教育公平的实现，教育的均衡发展，离不开政府强有力的宏观调控。
3．深化教育改革，高举素质教育大旗，重塑教育良好形象，为构建和谐社会，实现社会公正作出更多贡献。
不可否认，长期的投入不到位是引起“教育产业化”思潮漫延的重要原因。但是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在教育内部也存在着界定不清、混水摸鱼、自坏家门的错误做法，为此应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自身的努力。
第一，基础教育包括义务教育和高中教育。除此以外，还有非基础教育。由于国家现有的财力，义务教育毫无疑问，国家财政全额拨款，免费提供教育服务。随着国家财力的增加，社会的进步，高中阶段的教育国家也将会纳入义务教育的行列。但是，非基础教育中的其他如高等教育、职业技术教育以及其它成人教育等都是具有准公共产品性质，有的则更接近私人产品性质，国家不可能全部包下来，因此，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教育成本分摊的机制。
在非基础教育体制改革中，可适当引入市场机制。近年来，我国的经济虽然获得巨大发展，但我国人口基数大，财力非常有限。2004年中等专业生均教育经费支出为5638元；高等教育生均经费为13455元。中等在校生为554.47万人；高等教育在校生为2000多万人。如果这些花费也由国家免费提供，要花费国家财政近0.3万亿。这些还不包括高等教育的基本建设和教师工资支出，如果加上这些，将是一个天文数字。而我国2004年的GDP近为13.6万亿，并且2004年我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仅为19%。如果非基础教育也达到大众化的要求，国家的财力将不甚重负。
事实上，非基础教育产业化，不仅对教育自身的改革与发展，而且对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促进社会教育资源的合理流动与配置，减少资源浪费；有利于引入市场机制，促进观念更新，增强人们的竞争意识和效益观念；有利于提高教学效益；有利于缓解教育发展所面临的经费紧张问题；可以扩大内需，拉动消费，促进经济增长；还可以缓解我国目前的就业压力严重问题。
第二，基础教育领域的学校应坚持勤俭办学，办资源节约型学校，反对好大喜功，趋豪华建校。不可否认，相当多的学校资金比较困难。但因前一段时间高收费政策的实施，有的学校发了财，超标准超豪华地兴建了一些校舍，添置了最先进的设备，其实这中间造成了许多资源的浪费。笔者曾到过世界上比较发达的英国去参观过不少学校，发现英国的大多数学校都不及我国同等级别的学校豪华，设施也没有我们这么先进，因此如何提高国家财政资金的有效使用率是我们基础教育领域学校的重要课题。
第三，严格执行上级规定的各项收费政策，杜绝源自教育内部的乱收费，搭车收费等，净化教育风气，重塑教育良好形象。坚决贯彻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坚持全面育人，全员育人，确保师生的可持续发展，扎实推进素质教育。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无论是国家的繁荣发展，还是民族的振兴都离不开教育。教育既是关乎千家万户的民生大事，也是构建社会和谐的基础。在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我们应该准确认清教育的本质，坚持教育公平，凸显教育的公益性；明确政府的职能定位，改革宏观资源的配置；整治教育乱收费，规范教育行为，还教育以圣洁、崇高的称号，让老百姓真正得到实惠，国家、民族得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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